你是中产吗？
中国关于中产的定义模糊，标准莫衷一是，你可能不确定他们是谁，但是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和不安
“你见过我这样没房没车，不敢生病，老了也不靠谱的中产么？”
“有房我也不是中产，我有压得喘不过气的房贷和永远都涨不上去的工资。”
“有房有车我就中产么？我天天都在焦虑，我精神上严重不中产。”
《中国新闻周刊》委托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青岛、杭州、成都、西安、兰州十个城市，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根据职业、收入、教育程度来选取的这些“准中产”中，有近七成的人不认同自己是中产。
然而，矛盾的是，调查也显示：有68.8%的受访者认为近几年来中国中产的数量在增加。那么，在中国，谁又是中产？为什么那么多“准中产”不承认自己是中产？
谁是中产?
“有房有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相当于自己月收入6倍的存款，父母都有工作，经常旅游，经常看电影，经常在外面吃饭，每年有假期，生活的目标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实现自我。”这是中仕达包装有限公司经理裴振华给《中国新闻周刊》列出的他的中产标准，他现在已经有房有车，年收入近百万，住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东润枫景小区，典型的一个中产阶层小区。
显然，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少得可怜。而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大多数人都把中产等同于中上产，认为中产是一种不可及的生活状态。
在2005年，国家统计局曾公布一份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标准。”在中国，这是“中产阶层”次得到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
“那很多人就又‘被中产’了，就是说去路边的小饭馆吃饭都变成了吃宫庭宴。”裴振华一脸质疑地望着记者。他解释说：年薪6万的人在青海，在新疆，可能算是中产，但是在北京，在上海可能只够糊口，想买房买车绝无可能。
“按这个标准，难道开着新型汽车招摇过市的房奴，对‘丈母娘拉动房价’有切身感受，害怕生病，担心因此失去工作的人都是中产？”裴振华接着问道，厚厚的镜片反射着强光。利率、汇率一天一变，房价一天一涨，你实际上不清楚这“50万”缩水以后到底是多少？在他看来，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的话，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中产就是普通人
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曾他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过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五年后的今天，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房子对于中产的重要性比五年前高了很多，房子的价格越来越贵，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自己想成为中产越来越难。”
周晓虹告诉记者：“英文的middle class，照字面翻译，是‘中间阶层’，没有‘产’字，但我们沿用的译法，却加了个‘产’字。问题就出在这个‘产’字上。”
对于中产概念的模糊，中国的准中产往往会和美国做比较。周晓虹说：“巧得很，美国衡量中产阶级的起点也是年收入6万，但那是美元。”
而印度也自称是中产阶级国家，他们的标准也是6万，但这既不是人民币，更不是美元，而是卢比。在阿根廷，家里有书架就是中产，泰国研究者为了方便起见，干脆将中产阶级归纳为“带着手机的乌合之众”。
周晓虹对记者说，人口基数以及可耕地面积、适宜人居住的地域等因素决定了中国、日本、香港等很多东亚国家都不可能像美国中产阶级那样去生活。“室内冬天不是25度，夏天不是20度，他们觉得都不是生活。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选择美国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方式，地球就很危险了。”
所以，周晓虹向记者阐述了他的三项标准：(1)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2)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3)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在美国，中产阶层是‘普通族’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
对此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无论在哪，中产都是很辛苦的阶层，不是个很悠闲的阶层，中产是以勤奋、劳动的。”他认为台湾歌手郑智化有一首《无产阶级》的歌比较贴切：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坏不好，是不是就这样平凡到老。“中产就是普通人。”唐钧说。
白领年薪16万30年难买房揭秘中产收入标准
“谁说我是中产我跟谁急。”月薪近万、目前在京工作的刘波听说月收入达到6000元就属于白领中产后，愤怒的驳斥。这个数字是中国社科院在2007年11月5日公布的《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里提到的，尽管事后社科院出来辟谣说这并非新成果，但关于中产标准的讨论仍在继续。
“你见过买不起房、不敢要孩子、每天生活在怕失业怕生病的恐惧中的中产吗？”刘波一脸无奈的反问。按理说，月薪近万在北京已经不算低收入，但面对高企的房价、迅猛上涨的物价，这点收入恐难以支撑一般中产阶级定义中的生活标准：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具有很强的家庭消费能力、有房有车、没有过多的负债。
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以上年收入达到七万元的人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那么，在中国到底收入多少属于中产？中国哪些人算是中产？下面我们从一个“伪中产”在网上晒出来的月消费账单来剖析一下。
这个账单出现在一个标题为“年薪十六万在上海的狗屁生活”的贴子里，明细如下：总收入(单位：元)——税前14000(税后11975)
总支出(单位：元)——[还债] 700.00报刊杂志170.00柴米油盐562.40电器210.00
房租2200.00服装费400.00副食品零食371.50公共交通费1405.00打了几回车，参加同学婚礼坐了次飞机。
礼品礼金838.00包括送女朋友一个包和给好朋友过生日送花。理发58.00手机充值100.00
书籍音像88.00水电煤77.00外出就餐1841.00请同学、朋友吃了几次饭。
医疗药品费26.00意外60.00娱乐998.00
其他杂项210.00总计10314.90
结余(单位：元)——1660.1
看了这个账单，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回贴者中有的说这个贴子是在显摆——年薪16万活不下去，那让年薪三四万的人怎么活？有的说楼主太不会理财了。但更多的人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月薪过万在一些大城市也只是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剩下的钱30年内都不够在城市里买一套房。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账单，我们会发现不合理的支出并不多。比如引发争议的几项开支：参加同学婚礼、送女朋友包、请朋友吃饭和娱乐费用——这些花费其实对一个中产阶层的人来说是很合理的。别忘了，账单中还没有旅游和购买化妆品的支出。如果再考虑在目前这么离谱的价位从父母借钱贷款买房，那立刻就沦为“赤贫”。
扒开中产的皮看了看是不是很恐怖？月薪过万已经实现不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而对于广大中国城市白领来说，这个薪水已经属于中高层次。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以前被认定为中产阶级的高薪白领，早就被抛出中产阶级的行列而向下沉沦。我们以前一直倡导企盼的以中产阶级为主流的“纺锤型”社会(据说这种社会形态稳定)，已经演变成“哑铃型”社会或者日本经济学者大前研一提出的“M型社会”。
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怎样消亡的？你会滑落到“下流社会”吗？怎样拯救中产阶级包括你自己？这些问题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并非是因为多么稀罕“中产”这个标签，而是如果想保证下半辈子或退休后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你就要认清中产分化的现实，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预期，警惕自己不要沉沦。
高昂的房价：中产阶级心中深的痛
“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消亡！”——这个结论会令很多人感到震惊。尽管从世界范围来看，中产阶层的分化是一种趋势，这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的《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以及大前研一的《M型社会》里都有过深刻的阐述。但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快速增长、财富迅速积累，怎么会出现在发达国家成熟经济体内才应具有的“中部塌陷”的社会结构呢？
但这确是事实！本来应该成为中产阶级主力军的城市白领大多已经无法过上中产阶层的生活。
记得《新周刊》杂志在2001年11月1日，推出过《忽然中产》的封面专题。而仅仅过去了四年，2005年第17期的封面专题就变成了《伪中产》，探讨了这个阶层的模糊与焦虑。到了如今，“中产分化”、“中产消亡”的声音已经不绝于耳。为什么这个阶层在中国是如此的短命？认清这一转变背后的实质，或许有助于城市白领找到自救之法，避免向下沉沦。
中国的中产阶级到底是怎样分化，又是怎样消亡的？
房价越来越高
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在全世界不是高也差不多了，高昂的房价是城市白领心中深的痛，也是消灭中产阶级有力的武器。那些穿梭在高档写字楼间，觉得自己拿着不低薪水的白领在高昂的房价面前也只能低下了头。
当然，也有一些白领能够靠着父母的支持购房。但我们真的无法将“啃老族”与“房奴”与中产阶级划上等号。因为，经济上的不独立、生活上的不安定就无法形成独立的人格，也就不能承担本属于中产阶级的社会担当。所以，高昂的房价已经将绝大多数白领过滤出中产阶级队伍，剩下的只有垄断国企的员工、公务员和上个世纪已经买房并将房贷基本还完的白领和金领。这些人在向富人阶层过渡，因为他们不受房价的困扰。问题是：这种分化是好事情吗？
物价飞涨中产阶级们想不沉沦太难
“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消亡！”——这个结论会令很多人感到震惊。尽管从世界范围来看，中产阶层的分化是一种趋势，这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的《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以及大前研一的《M型社会》里都有过深刻的阐述。但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快速增长、财富迅速积累，怎么会出现在发达国家成熟经济体内才应具有的“中部塌陷”的社会结构呢？中国的中产阶级到底是怎样分化，又是怎样消亡的？
物价飞涨
表面上看，猪肉、豆油这些日常生活用品价格的上涨似乎不会对城市白领造成太大的冲击。那你真是太高估这些白领的承受能力了。通货膨胀带来的恐慌心理远远大于月生活成本增加七、八百元的压力。想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老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员工还对自己的收入感觉不错，但几次通货膨胀过后，就发现手中的钱不值钱了。现在的白领，真的以为有较高的学历就高枕无忧了吗？历史上的每一次通货膨胀的成本都会让一个阶层来承担——曾经是老国企和集体企业员工、也曾经是农民阶层，这一次恐怕就轮到城市白领了。积极的理财可以让城市白领避免向下沉沦，但在资产价格高企的情况下，胜算不大。
收入差距扩大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了警戒线。这并非某些经济学家说的仅仅因为城乡收入差距拉大造成的，其实城市里各行业收入也是两级分化严重，新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就给出了行业人均工资大差6倍的结果。像这种调查研究只是统计的显性收入，实际上隐性收入差距更大。
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工薪阶层收入增长极其缓慢，还要被高额的税收掠夺走一部分。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但储蓄和企业储蓄的增速远远快于居民储蓄，这说明国民创造的财富大多没有返还，而是逐渐集中在极少部分人手里。他们推高了房价和其他资产价格，普通白领无法从中获益而逐渐远离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中产阶层渐成政治侏儒难当社会稳定器
鉴于世界各国发展史里中产阶层的社会功能与表现，很多人对中国的中产阶层的扩大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期望这一阶层在政治上的良知与理性能成为中国社会与民主转型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上他们的富裕与消费能带动整个社会的财富流动；在社会发展上能充当粘合社会分裂的“社会稳定器”；在文化上，他们是健康、文明的生活，是主流道德价值以及品味与格调的。
可惜美好的愿望仅仅是愿望。从现实来看，中国的中产阶层难担此任。
中产阶层数量难以增长
2006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培林主持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中产阶层所占比例为4%～5%；在城市，中产阶层所占比例约为10%；在大城市，中产阶层所占比例为12%～15%.也就是说，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的“金字塔型”不复存在，但目前还只是一只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
而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中产阶层队伍并没有稳步成长的趋势。况且，这几年飞涨的房价，已经让特大城市的大多数中产阶层告别了中产。
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地的发展史看，中产阶层的壮大有赖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私营企业的兴起与壮大，以及产业升级带来的服务业的大幅增长。反观中国，近些年明显的“国进民退”和民营企业的矮化显然与中产阶层的壮大背道而驰。
另外，自1997年之后，中国服务业的增速一直落后于GDP的增速，至今已持续8年之久—中产阶层社会几乎不可能在一个服务业份额不断萎缩的经济体系中出现。如果中国的出口继续依赖低端制造业，那么，中国的主要人群就只能是低端制造业的工人，而不会产生庞大的中产阶层。
改变的方法只能是产业升级，但产业升级依赖于一整套制度环境、法治环境和社会道德环境的升级，很可惜，目前还没看到这些宏观制度方面的。也正因为这样的产业结构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近几年才会遇到如此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大学生的就业难与中产阶层的壮大遭遇瓶颈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而已。
政治上的侏儒
中国中产阶层不仅在数量上面临困境，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
中国中产阶层的经济利益还与体制内有着密切联系。社会学家古德曼在有关山西的研究中发现，私营业主和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当地的党政有着良好的个人或社会关系；而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李路路的研究中，在其所调查的私营业主中，占大比重的是社会资源丰富的原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干部。有调查表明，中国私营业主中的1/3是以前的干部。而在中小城市，中产阶层的主体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
在政治和利益的博弈之中，中产阶层只能孤军奋战。在体验过无数次个体单挑体制的悲壮结局之后，中产阶层也不得不学“乖”了。就像在一些不公平的拆迁中，当拆迁户明白对抗无果之后，就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夺率先拆迁而获得的一些“奖金”。逐渐地，中国中产阶层的这些经验会化为一种势利的文化和心理结构而固定下来。他们不再属于市场，甚至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普遍地相信个人奋斗，相信公平规则，有些人变得只希望更近地依附、委身于权力。曾有一个中产阶层朋友如此精妙地概括自己的价值观：我不痛恨这个体制，我只痛恨自己不能进入这个体制。
笔者在此无意进行道德谴责，他们所具有的鲜明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几乎是中国当下中产阶层的通病。中国中产阶层是“灰色阶层”，他们中很多人的收入是“灰色收入”。在社会秩序与道德全面失范之后，没有组织的个体几乎只能选择保全自己的短期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下中国的中产阶层，既是体制的压迫者和受害者，同时也是体制的帮凶。他们难以像某些小资媒体渲染的那样，成为时代英雄。中产阶层的奋斗充其量也只是在追求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和，在社会政治倾向上，他们是消极的。
中产阶层难当“社会稳定器”
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很多人对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充当粘合社会分裂、寻找国家共识、塑造主流价值的角色。
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产阶层确实已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西方的中产阶层代表一种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激进的思想很难有市场。
但也应该看到，中产阶层虽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许多历史经验说明了中产阶层的不稳定性。在1960年的委内瑞拉，左翼集团推翻主张改良的贝丹科尔特的运动中，委内瑞拉银行雇员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泰国军事政变，中产阶层也是政变的支持者。更可怕的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中产阶层竟然是主要推动力量。由此可见，中产阶层并不总是维护社会稳定，它也会导致社会冲突。
实际上，中产阶层的“稳定器”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一方面，中产阶层已经足够强大，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社会阶级；另一方面，中产阶层的利益要求能够得到社会的容纳。缺乏个条件，中产阶层就无足轻重，谈不上维护社会稳定；缺乏个条件，中产阶层就可能扮演变革甚至革命的角色，产生社会冲突。
这两个条件中国中产阶层都不具备。另外，更可怕的是，中国的中产阶层普遍信奉赤裸裸的暴力正义观和丛林法则。翻开历史可以看到，暴力正义观一旦占据上风，会是人类文明的灾难。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我们几十年教育的偏差，更加上社会失范之后，坚守正义者屡遭现实的蹂躏，这些经验使得不少人普遍不相信还有的道义存在，这一点在中产阶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回头看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产阶层，在他们上大学时，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的哲学是流行的时髦读物，再看看近年以《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思维方式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中产阶层和大学生都是其中的主力。中国形成中的中产阶层可能比其他社会经济阶层具有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感。这种带有憎恶外族的情感色彩、被阿仑。怀汀(Allen Whiting)定义为“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在城市社会经济精英圈中具有特别的反响。
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理基础也是这种民族主义成长的土壤。他们不相信什么普世价值、正义的存在，只相信“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落后就要挨打”，这些话语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自然的推论：强者强了要打人，也是无可厚非、天经地义的，谁叫你没出息当弱者？
中国中产阶层这种的丛林面目，与中产阶层在教科书上所具有的温和理性形象，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如果有一天，中国政治领域中出现某种压倒性的思潮，中产阶层成为其热烈的追随者，你要感到奇怪。德国中产阶层在法西斯时期所留下的狂热和残忍，多少可以证明这一点。
中产阶层的精神危机
今天的中产阶层成长在一个缺乏信仰基础的实用主义哲学盛行的时代。在以往的中国社会中，道德似乎总是与权力裹挟在一起，也因此，在启蒙的过程中，对于权力的憎恶，也会变成对道德的憎恶。许多中产阶层对生活和文化的独立思考是从对伪崇高的抛弃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伪崇高的讨伐与调侃就成为启蒙哲学的主旋律。60后和王朔的小说一起在调侃中抛弃了“伪崇高”；70后则在周星驰的电影中完成了对各种伪君子的解构。然而，由于整个社会主流信仰处于真空状态，他们在抛弃伪崇高和伪君子的同时，将崇高和君子也一并抛弃了。
那么，就只能依靠肉体的享乐和物质了。在中国，外在表现为过度消费。在西方，提到中产阶层，人们可能会想到他们的一些其他的特点，比如严谨保守的生活方式等等，而在中国，这一概念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只是洋房、汽车时装等高档商品。
除了消费，还有“性”。当肉体的享乐达到自然生理的极限，再进一步就可能借助科技与药物。这些年，在中国的许多城市的夜店，一种被称作二级毒品的东西正在流行，在深圳、武汉等城市，摇头丸、麻果、K粉已成了一种夜生活时尚，其主要消费者并不是社会失意者，而是中产阶层。
西方有句谚语：不信上帝，即信撒旦。即使部分中产阶层产生了某些性的精神追求，但由于主流价值和信仰的缺位，一些在正常社会只能是边缘的信仰纷纷粉墨登场。除了前面说到的狭隘民族主义怪胎，另外一些怪力乱神和粗鄙的宗教信仰形式也开始盛行。比如我们随处可见女白领在钻研着她们的星相学，逢人必问星座。另外，一些东方神秘主义比如瑜伽、周易之类的东西也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还有，近些年随着中产阶层旅游消费的兴起，一股少数民族文化热也大行其道，在没有主流文化支撑之后，似乎只有去丽江、去西藏、去泸沽湖，在山水中，在那些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文化里，才能找到精神上的东西。或许在普遍没有主流文化之后，我们的中产阶层觉得那些原生态的东西才叫文化吧。
编辑：edison
